摘要:当前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且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塑内需体系、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已成为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呈现规模快速增长但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的独特现象。进入新时代,在扩大内需战略引领下,居民消费率逐渐摆脱长期下行趋势,呈现明显的“U”形演变特征。同时,中国消费领域的商品结构升级、城乡结构趋同、代际分化及模态新型化等变迁特征日益明显。虽然当前中国消费提振仍面临多重挑战,但从长期来看,居民储蓄存量规模大、耐用消费品更新需求旺盛、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县域市场加快扩容、高品质消费需求增长以及新消费形态不断渗透等因素,将为消费扩张提供重要支撑。顺应消费演进趋势并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应着力提升消费能力、激发消费意愿、优化供给体系、创新政策机制、改善市场环境。
摘要:城市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我国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城市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强调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有机生命体是我国在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中形成的重要范畴,这一概念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发展的相关论述以及后续相关城市学说为理论依据,具有立足中国发展战略目标和具体国情的特定内涵。城市有机生命体特性主要体现在五个维度:城乡之间的共生关系、城市之间的共生关系、城市内部不同部分的共生关系、时序动态意义的城市更新、改革对城市发展的驱动作用。就现状特征而言,我国城市有机生命体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对标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以及国内外环境的演变趋势,这一建设进程在五个维度仍存在较多挑战和短板。基于此,从目标、主体、方法、技术、制度五方面探究了新征程我国推进城市有机生命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摘要:改革的目标是为国家发展进步提供制度保障。过去四十七年,我国相继推动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两条主线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展望未来,发展进入新阶段,需要大力推进包容性改革,加快推进支撑共同富裕的改革举措、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制度型开放相关改革措施,使发展兼顾各方利益,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由此凝聚更多改革共识,增强深化改革的泛在动能。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其核心要义包括: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摘要: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跃迁的关键阶段,智能经济新形态正成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核心动力。智能经济新形态呈现生产要素新组合、生产关系新变革、产业形态新升级、价值创造新逻辑等显著特征。智能经济新形态依托数智技术的深度赋能,通过供需适配重构、消费体验升级、消费边界拓展、消费能力提升等机制全方位、深层次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有效推动消费扩容提质。提振消费应以技术创造新需求、以场景挖掘潜在需求、以生态畅通供需循环、以制度优化消费环境,通过释放智能经济新形态在商品消费提质、服务消费扩容、新型消费培育、下沉消费挖潜等领域的乘数效应,推动我国消费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由同质化消费向个性化体验消费、由线下单一消费向全渠道融合消费的深层次结构性跃迁。
摘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之一。当前,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智技术正驱动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重塑:在提升金融效率、拓展服务包容性的同时,突破了传统金融体系的物理时空阻碍和制度隔离边界,致使金融脆弱性的内在生成机制和风险扩散形态发生系统性转变,对既有风险防线和治理框架构成全新挑战。立足金融基础设施重构的内生视角,系统解构数智金融风险的演化逻辑。在风险生成维度,揭示了数据确权缺位、数据权力垄断、模型幻觉、算法“黑箱”及数字化转型下中小金融机构的“制度同构”陷阱等机制所催生的新型风险形态,并阐明了数据偏误、无摩擦交易、去中心化金融生态等机制对传统金融风险的重塑作用。在风险传染维度,剖析了数智技术如何深度介入同业风险传染、市场共振及二者的耦合机制,推动金融风险传染形态从线性、时滞、异质性缓冲模式,向网状、瞬时、强共振的新形态转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涵盖风险前置防控、扩散阻断和韧性重塑的治理体系,旨在为防范化解数智化语境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政策参考。
摘要:当前,中国制造业正处于由“大”到“强”的转型升级关键期,迫切需要通过价值链重塑提升核心竞争力。服务型制造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载体,是驱动中国制造业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链重塑的重要力量。从演化历程来看,中国服务型制造有别于美国、德国、日本的服务型制造发展模式,遵循独特的制度逻辑: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轭驱动,依托完备产业体系、敏捷产业创新和超大规模市场,走出了一条工业化、智能化、服务化同步推进且供需“共生共创”的非线性赶超路径,是强政策驱动和强市场体系响应相结合的系统性创新模式。然而,供需错配、企业能力断层、治理体系滞后仍构成深层梗阻。破解之道在于,以适度超前的顶层设计为牵引,以智能制造技术和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优化要素的空间布局和供给体系,赋能微观主体,夯实标准和数据治理,最终推动制造业企业从“嵌入服务”向“价值链服务化”蝶变,实现价值增值模式由“价值链”向“价值环”的范式跃升,为全球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提供兼具解释力和可操作性的中国方案。
摘要:区域联动发展是支撑高质量区域合作和高质量区域竞争的基础性区域发展关系,涵盖区域功能定位、区域联通、区域分工、区际利益协调四个层次。通过区域联动发展,区域之间紧密联系、高效互动,推动区域合作和区域竞争向协同互促的高质量方向演进,在提升整体效率的过程中促进相对平衡,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当前,区域联动发展在上述四个层面分别面临规划融合与法律保障不足、“硬联通”与“软联通”梗阻并存、产业同质化竞争与转移承接不畅并存、横向补偿与利益共享机制不健全等挑战。对此,需准确把握资源禀赋与发展路径、个体区域与整体区域、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总体收益与收益分配四对矛盾关系,从加强规划融合和法治保障、推进设施联通和制度完善、完善产业分工和竞争规则、健全区际利益协调制度体系等方面协同发力。
摘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从核心要义看,“增长”要求收入增速持续为正且不低于基准线;“稳定”包含短期抗冲击能力和长期内生动力;“共富”表现为城乡差距收敛和农民普遍受益。在价值取向上,全民共富、全面共富、共建共富、渐进共富分别规定其普惠性、全面性、差异性和阶段性要求。当前,农民稳定增收面临农业经营性收入增长空间收窄、工资性收入增长动能减弱、财产性收入贡献度偏低、转移性收入调节效能不足等梗阻,需从全产业链构建、高质量就业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分配调节机制健全等路径协同发力,形成“增长—稳定—共富”三元耦合的长效机制。
摘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2016年底中央全面推进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制度基础。基于2017—2023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和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的273个村级样本,探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并未显著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增强集体土地统筹控制力具有积极作用,从而对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起到有效支撑,但只有当集体土地统筹控制力超过一定阈值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积极效应才能充分显现。
摘要: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探讨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升级如何影响中国上市企业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2018年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将美国商业管制清单中新增的、与“新兴和基础技术”相关的关键商品和技术条目与中国海关进口数据、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识别出受管制政策冲击的企业样本,进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出口管制升级对中国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升级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替换关键变量、PSM-DID模型回归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出口管制升级对中国上市企业产生了“倒逼效应”,通过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优化要素配置两条路径,最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内部合作文化氛围浓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