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特朗普2.0时期美国的对华战略可概括为以整顿国家体制、重塑国际秩序和管理中美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分法”。这是对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延续与升级,但系统性、激进性和间接性特征更为突出。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相持态势将持续,且逐步进入全面长期战略相持的新阶段,并形成“四位一体”的相持格局,即在双边、双周边、小多边和大多边层次上展开博弈。这种格局的前景极为复杂,受实力对比、美国内政、经贸利益、地缘博弈、战略文化与国际体系等多重因素影响,既可能导致双边关系日趋稳定,也可能引发两国之间及全球层面矛盾升级甚至对抗和动荡,未来如何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的战略选择。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对美战略运筹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着眼未来,中国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更高层次的战略稳定,并将促进更深层次的双边互动,实现更大范围的积极变化。
【内容摘要】作为科技创新的第一要素,科技人才的战略价值在大国竞争中日益凸显。本文从人才流动的“排他性限制”和人才培养的“内生性强化”两个维度,考察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化,认为其呈现出发展逻辑与安全逻辑交织的复杂形态。美国一方面通过收紧签证与移民政策,限制对华科技人才流动与科研合作,借助联盟机制重塑国际人才网络,推动科技人才流动机制朝着更具排他性的方向演变;另一方面强化本土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研安全”管理常态化,重塑科研生态,力图增强科技人才供给的自主性与战略韧性。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的重塑加剧了中美科技交流收缩、科研合作成本上升和科技竞争的零和化倾向,促使关键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网络的阵营化趋势加剧。未来一段时期内,中美科技关系将呈现“有边界的开放”特征,中国需在增强本土人才培养能力的同时,保持开放合作取向,提升自身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制度吸引力与战略主动性。
【内容摘要】 世界政治中的产业革命历来是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在国际秩序的演进过程中,封闭与动荡往往相伴而生,开放则通常与稳定互为依存。在产业革命的不同阶段,大国政策取向的差异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特征。在产业革命的初始阶段,为缓解劳动人口过剩、产能过剩的内部压力,主要大国更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与扩张主义政策,推动国际秩序走向封闭与动荡;在产业革命的成熟阶段,国际秩序则更可能呈现开放与稳定的特征。本文通过对美国、英国的历史考察发现,随着产业革命从初始阶段进入成熟阶段,两国从“有形帝国”“新帝国”转向“非正式帝国”“不情愿的霸权”,并在此过程中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演变。当前,第四次产业革命稳步推进,美国的保护主义与扩张主义政策倾向已初露端倪,对国际秩序造成显著冲击;中国则凭借有效的国内治理,日渐成为维护开放与稳定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
【内容摘要】地租国家理论聚焦资源型国家地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解读中东产油国政治经济底层逻辑的重要理论。“海湾例外论”成为地租国家理论迭代的关键转折点,晚期地租主义由此应运而生。进入晚期地租时代,经济多元化成为海湾国家的共同发展路径。近年来,受国际油价波动和全球能源转型驱动,以海湾国家为代表的产油国出现更积极、更具全球化和战略化的经济转型新动向。各国相继出台转型发展战略、依托能源培育新动能、扶持本土龙头企业、推行投资立国方针以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试图摆脱传统地租经济模式,增强经济韧性与活力,提升综合治理能力。但海湾国家经济转型成效未达预期,仍面临债务高企、食利惯性、再食利化陷阱和政治经济相互掣肘等多重挑战,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也难有根本改变,地租主义模式仍将是其政治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
【内容摘要】在日本政党体系加速重组和政治生态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自民党一党独大与政治碎片化并存已成为日本政局中的重要现象。其中,政党碎片化是政治碎片化的核心表现,自民党虽然维持长期执政地位,但传统政党内部派系分化加剧,在野党持续重组,新兴政党不断涌现,日本政党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趋势。与西方国家主要由意识形态极化驱动的政治碎片化不同,日本的政治碎片化更多是右倾化、保守化、民粹化叠加作用下形成的结构性现象。政治碎片化不仅加剧了日本政党间的竞争和政策博弈,也使日本对华政策更易受到国内政治动员和安全议题泛化的影响,对华政策稳定性有所下降。同时,对华友好力量的相对边缘化进一步加大了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中日关系走向稳定发展,不仅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外交互动,也越来越受到日本国内政治生态迭代变化的影响。
【内容摘要】作为国际法治领域新的公共产品,国际调解院正式成立并已实质运营。作为全球首个专司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不仅突破了法律方法中心主义的价值导向和对抗性的零和思维,而且在组织功能与性质、成员国代表性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同时填补了传统国际机制所缺少的制度性调解的空白。然而,在融入现行国际法律体系的进程中,国际调解院不仅面临既有条约对调解制度的淡化处理、与传统机构功能重叠和竞争、投资争端调解专业化不足等现实挑战,而且需着力突破调解机制长期固有的和解协议执行效力难题。国际调解院应通过“示范条款”与“多边议定书”双线并行的策略将调解方式融入条约体系,深化与既有机构及专业组织的合作,建立国内外联动的和解协议履约监督与保障机制,使自身顺利跨越初创期的制度壁垒,从而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构建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贡献力量。
【内容摘要】近年来,个别大国频繁突破既有国际规则,滥波单边制裁、随意退出国际多边机制、选择性适用国际法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关于“国际规范是否失效”的广泛争论。本文提出个别大国在适用国际规范问题上存在“规范套利”行为,即国家在多重规范并存的条件下,将规范本身作为操作性资源,通过话语重构、制度游走与选择性执行规范来实现合法性收益与行动自由最大化的行为模式。“规范套利”并非意味着规范失效,而是规范被工具化与市场化的表现。“规范套利”也并非可以无限扩张,其受到声誉成本与联盟约束、制度反弹机制、全球南方集体制衡及大国国内社会经济反弹等因素制约。国际规范并未失效,而是正在经历规范运行模式去中心化、运行制度碎片化、运行逻辑异化的转型过程。中国坚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以制度嵌入为策略、以秩序稳定为导向,在多元共存与协商治理的框架下,抑制国际规范被过度工具化的趋势,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的方向演进。
China-U.S. Strategic Stalemate and China's Response in the Trump 2.0 Era WANG Honggang and JIANG Ping ABSTRACT: Trump administration's China strategy during his second term can be summarized as a “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