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使国际信任急剧恶化,国际信任建设的急迫性因此更为突出。文章从理论内涵和历史实践两个方面,基于表意、权力、规范三重维度对国际信任的结构性内涵进行解析。从表意维度来说,国际信任意味着行为体间在相互沟通交流中形成的共有文化与知识结构、共同的制度话语和沟通场域,以及对相互关系的共同愿景期待;从权力维度来说,国际信任需要由“促进信任型”的主导性国际权力结构来支撑;从规范维度说,国际信任是一种道德性的普遍信任,其维系依赖于规范性制约的系统安排,包括能够支撑信任关系的安全保证,以及对破坏信任行为的惩罚制度。表意维度是国际信任的底层文化因素,“促进信任型”主导性国际权力结构是国际信任赖以维持的关键物质基础,规范制度是国际信任的显性制度形态。从体系视角分析国际信任的结构性内涵,有助于理解如何通过这一结构性内涵的建设来促进国际体系稳定,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主要国家战略层面的行为对国际信任建设的重大影响。
摘 要 近年来,“去风险”叙事成为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主要工具。美国通过情境设置、角色塑造、情节设计、行动方案等精心编排的叙事话语,动员本国民众和盟友支持其对华“去风险”政策。大国竞争日趋激烈,风险与挑战无处不在,近两届美国政府将经济议题安全化,并通过“经济胁迫论”“产能过剩论”“技术盗窃论”等情节设计,将中国塑造为国际社会的“最大风险”,据此支持其“去风险”政策以排挤中国。“去风险”叙事看似合乎逻辑,实则充满对事实的选择性剪辑与双重标准认定,本质上是为了动员美国民众和盟友支持其“去中国化”的政策,来维护美国霸权与优势地位。对此,中国应揭露美国对华“去风险”叙事的多重悖谬,建构合作共赢的正面叙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
摘 要 美国霸权的崛起同对油气资源的控制密不可分,美国对霸权的护持也同能源结构性权力密切相关。美国霸权式微期的调适政策体现为“战略收缩”与“关键掌控”的并存。聚焦传统能源的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源主导”战略将“释放巨大的能源生产能力”作为美国的核心利益与战略资产。该战略不仅旨在通过能源利益变现应对国内社会经济矛盾,回馈政治支持团队并助力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同时也旨在回应人工智能时代“AI+能源”新模式带来的挑战,并以油气为政治筹码,实现其“定向”塑造世界的地缘政治抱负。特朗普“能源主导”战略被视为美国战略转型期霸权护持的重要抓手,呈现出鲜明的复合型发展态势,其与数字技术、金融资本、资源安全和贸易管控深度绑定,旨在取得基于“技术—金融—资源—贸易”的地缘能权结构性优势。特朗普政府通过跨部门组织性协同、战略控制性协同、规则架构性协同和盟伴工具性协同来推动这四个关键能权维度的深度融合与相互强化,从而塑造一种复合型能源霸权。
摘 要 在美国对华芯片遏制政策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美国芯片企业并未完全切断与中国的高精尖技术往来,而是选择了差异化的对华合作策略。通过构建以制度压力和经济嵌入性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发现,美国芯片企业以强制性政策为外在约束,以企业在中国市场和技术生态中的嵌入程度为现实基础,形成了适配、绑定、迂回和收缩的多样化策略。其中,制度压力是影响美国芯片企业对华合作策略选择的首要因素,当主营产品技术敏感度较高、在华合作方面临较大合规风险或受到东道国反制措施影响时,企业倾向于选择收缩策略;反之,经济嵌入性将驱动策略分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依赖程度和场景反馈需求决定了美国芯片企业面临的边际收益和边际风险,二者构成了衡量美国芯片企业经济嵌入性的重要维度。厘清中美科技竞争下美国芯片企业对华合作策略的主要类型和选择机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国家和跨国公司关系的理论认知,还能够为我国应对美国的“科技规锁”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摘 要 随着技术演进与国家间博弈的深度交织,虚拟空间正从多维层面不断重塑国家竞争力,数字贸易由此面临日益严峻的不确定性与脆弱性。本文基于最新的全球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GDELT 2.0),利用结构化查询语言(SQL)模型建立事件(EVENT)数据库与全球知识图谱(GKG)数据库之间的连接,并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 ChatGPT 4.0 辅助自建词库,对太字节(TB)量级新闻数据进行筛选,构建网缘政治风险指数,从行业层面探讨了网缘政治风险对数字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重大网缘政治事件的发生通常伴随网缘政治风险指数的大幅上升,2005—2024年网缘政治事件的发生呈现不断密集的变化趋势;网缘政治风险对数字贸易网络地位具有负向影响;网缘政治风险通过抑制跨境资本流动和加剧汇率波动影响数字贸易网络地位;相较于数字产品行业与数字进口贸易网络地位,网缘政治风险对数字服务行业和数字出口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与采取有条件限制跨境数字流动监管政策的国家相比,该影响在采取完全开放与完全限制跨境数字流动监管政策的国家中更加明显。
摘 要 统筹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是新时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协调重点。本文基于2007—2016年企业微观数据,系统评估了出口目的国实施的绿色环保类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企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环保类技术性贸易壁垒显著降低了企业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环保类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提升能源效率和调整生产规模降低了企业碳排放。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煤炭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位于产业链更靠近生产端的行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绿色环保类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降碳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出口目的国实施的非绿色环保类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通过调整生产规模,降低了中国企业碳排放水平。绿色环保类技术性贸易壁垒在降低出口产品的含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结构向低碳方向调整。绿色环保类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产品同时产生贸易限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环境效应提供了来自企业微观行为层面的新证据,对在推进高水平开放背景下协调贸易政策与“双碳”目标具有政策启示。
摘 要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引领产业变革与要素重构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扮演着日益关键的“破壁者”与“连接器”角色,已成为破除内外贸融合壁垒、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力量。本文以2010—2023年城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人工智能对内外贸一体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水平提升推动了内外贸一体化建设,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吸引效应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效应两个渠道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建设。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内外贸一体化的推动作用在高基础设施水平、高人才引进强度和高数字贸易关注度的城市中更明显。本文系统验证了人工智能的内外贸一体化推动效应,为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的技术红利、推进内外贸深度融合以及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摘 要 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为破解国内市场无效竞争提供新路径。本文选取2012—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构建内卷式竞争综合指数,实证检验数字贸易规则对企业内卷式竞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深化抑制了企业内卷式竞争。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是关键传导桥梁,数字贸易规则深化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促进价格机制统一来缓解企业内卷。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贸易规则红利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而高技术行业和高数字化企业转向创新更积极。本文验证了内外联动治理内卷的有效性,为推进高水平开放、建设统一大市场和引导企业摆脱低水平竞争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摘 要 “印太”小多边安全机制日益成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平台,其功能已明显超出传统安全合作,逐步向先进技术、关键矿产、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等地缘经济领域延伸。本文构建以“威胁认知”与“产业优势互补”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并以美日韩三边机制、美英澳三边机制、美日菲三边机制与美日澳印四方机制四个案例加以检验,揭示其地缘经济功能扩展的不同路径。研究发现,小多边地缘经济功能扩展既受美国对华威胁认知驱动,也受成员国间产业优势互补程度的制约。威胁认知趋同推动参与小多边机制的各国将经济议题安全化并纳入合作议程,而产业优势互补则决定了地缘经济功能扩展的深度与持续性。当两者不足时,机制扩展易停留于象征性表达,难以形成实质性制度安排。本研究有助于理解美国主导下“印太”小多边安全机制的功能走向,为中国评估区域经贸与技术环境变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