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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6年06期

本刊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政策指导性学术期刊。主要报道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技术与方法、政策管理、国外可持续发展，以及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动态和成果。读者对象为从事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地理学、人口学、资源学及环境学研究和教学的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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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数实融合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效应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数实融合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效应

摘要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加速了全球经济形态的重构步伐,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下简称数实融合)也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预期可对企业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现有文献对此缺少必要的关注。该研究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在就其对企业ESG表现的潜在影响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以2011—202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数字政府建设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数字政府建设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摘要政府在数字化治理中的职能调整正在重新塑造监管方式与政企互动，其数字化变革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是落实“双碳”目标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该研究构建“政府出招-民众监督-企业接招”的理论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政府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路径及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选取2012—2023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予以验证。结果表明：①数字政府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数治兴绿”效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排除同期政策影响、安慰剂检验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政府强化政府绿色发展目标约束、提高公众环境监督参与度以及推动企业实施绿色创新，在“政府-民众-企业”框架下形成多主体协同的作用路径。③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政府和民众污染敏感度从较低分位向较高分位提升，数字政府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步增强，表明“数治兴绿”效应在外部监督环境更为敏感的地区更为突出。研究结论提示，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应同步推进绿色治理目标的制度化落实、公众参与渠道的拓展以及企业激励机制的完善，从而增强数字治理对绿色创新的推动力。该研究对数字治理的多主体传导机制分析及其情境差异分析，为理解数字政府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真实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绿色治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绿色治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何推动两者的协同共进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进程的关键问题。绿色工厂创建是一项旨在推动绿色治理的自愿型环境规制，该规制对入选的绿色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环保水平、绿色管理体系等多个方面都提出了严格要求。该研究基于2012—202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绿色工厂创建工作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创建绿色工厂使企业内部员工与高管的平均薪酬差距降低了7.87%，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统筹。研究还通过一系列检验方法证明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工厂的创建通过环境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和绿色技能驱动的议价重构效应缩小了内部薪酬差距。具体而言，一方面，绿色工厂的创建通过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降低了企业内外的信息不对称，抑制了高管通过“漂绿”获取超额薪酬；另一方面，绿色工厂的创建通过引入更多高素质人才，优化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了员工在薪酬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工厂创建的薪酬治理效应在“漂绿”程度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公平期望强烈的地区更显著。拓展分析发现，绿色工厂的创建促进了企业薪酬差距合理化，有力地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该研究强调，通过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来落实“按劳分配”和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将有助于统筹推进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绿色金融政策的就业效应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绿色金融政策的就业效应

摘要随着应对气候变化紧迫性和气候风险严重性日益加剧，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支撑经济社会低碳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金融资源的“向绿”优化也将会影响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该研究基于2011—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政策的就业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净需求。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换聚类方式、数据缩尾处理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②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政策带来的就业增长源于污染型企业的末端治理效应，而创新驱动的“波特效应”并未发挥作用。并且，污染型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末端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末端设备安装而非生产设备升级。③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政策的就业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污染型行业中更加显著，而企业所有制的影响并不明显。④针对就业结构变化研究还发现，一方面，绿色金融政策提升了生产、销售、技术、综合管理等岗位的劳动力需求，但降低了人事、行政、客服等其他替代性较强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绿色金融政策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需求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此外，绿色金融政策还能够增加污染型行业的劳动报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转型过程中的公正性。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中国绿色减贫的制度、空间和技术逻辑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中国绿色减贫的制度、空间和技术逻辑

摘要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持续深化、气候行动与减贫目标日益交织的背景下，如何统筹经济增长、生态保护与社会公平，破解发展的“不可能三角”，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治理课题。针对这一问题，该研究将中国特色绿色减贫界定为一种国家主导的、以多目标协调推动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深度融合的结构性制度创新，并构建“制度配置-空间重构-技术创新”三维分析框架。基于政策文件分析、统计数据对比与典型案例剖析，研究发现：①制度配置是绿色减贫的核心驱动力，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补偿、要素配置改革与一体化治理等方式，将生态资本转化为发展资本，增强贫困地区的社会韧性与自主发展能力，同时为空间重构划定边界，并为技术创新创造制度与市场条件。②空间重构决定“在哪里发展”，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人口有序迁移与基础设施优化布局，缓解生态脆弱区的环境压力，改善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可及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为技术应用提供场域支撑。③技术创新回答“如何发展”的问题，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机械化、数字化流通体系和绿色能源革命等，拓展资源开发与利用空间，催生新的增收渠道和发展机会，同时推动制度更新和空间调整。3个维度在制度引导、空间约束与技术驱动的不同情境中形成动态协同体系。该研究同时关注了政策实施中的现实挑战，如生态移民中的社会网络断裂与“搬而未稳”、光伏扶贫中的运维压力与收益分配不均、退耕还林补贴退出后的复耕风险等，均揭示出制度执行与政策持续性的现实约束。进一步看，该框架的有效运行依赖于较强的国家能力、较大的国土空间纵深以及必要的产业和技术基础，对不同制度环境的经济体来说，其适用条件与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基于上述分析，该研究认为，应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碳交易机制，健全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和动态评估体系，加强县域绿色技术人才培养及储能微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对外分享相关经验时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制度条件与本土需求。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转型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转型

摘要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诱发了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的深度重组，在重塑乡村社会结构的同时，亦对现行环境规制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转型，已成为回应城乡一体化实态的迫切诉求。尽管政策层面持续加大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倾斜力度，但既有法律框架仍未完全摆脱“城市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致使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在规范适配、制度供给与基层实施等维度陷入系统性困境。从法治视角透视，要素流动背景下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呈现出三重结构性困境：①现行环境法律体系未能充分涵摄乡村生态空间的复合性特征，导致特定场域的规范配置存在显著缺位。②要素跨区域流动重塑了生态功能格局，加剧了地方政府在“发展推动者”与“环境规制者”角色冲突下的履职异化。③伴随基层自治职能的弱化，村级组织的治理效能与居民参与权缺乏实质制度支撑，致使治理共同体机制运行受阻。针对上述问题，该研究提出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法治转型的三维路径：①规范层面，应当依托适度法典化与专门立法的协同模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为契机，通过专项立法推动地方性知识与村规民约中的有益经验制度化。②权益分配层面，需构建城乡环境权益的均衡配置机制，回应要素流动引发的生态利益分化，引导空间治理向生态安全本位回归。③程序保障层面，应完善信息公开、规范第三方准入等安排，确立农村居民在法治框架下的主体地位，实现由被动受治向实质参与的范式转型。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环保法庭设立能否改善城市内部环境不平等？

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环保法庭设立能否改善城市内部环境不平等？

摘要作为环境司法改革的关键举措,设立环保法庭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手段,但其能否在提升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尚未得到充分验证。该研究通过空气污染栅格数据系统测算城市内部环境不平等程度,基于2005—2023年中国284个城市数据,综合采用双重差分法与多种机器学习因果推断方法,实证考察了环保法庭设立对城市内部环境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环保法庭设立显著改善了城市内部环境不平等问题,这一结论在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样本匹配偏误、机器学习算法敏感性等多种潜在稳健性问题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震慑企业污染行为和遏制污染企业进入是环保法庭设立改善城市内部环境不平等的主要作用路径,该路径主要体现为企业环境合规风险的上升与污染密集型企业进入比例的降低。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环保法庭设立对环境不平等问题的改善在地方政府绿色发展关注度更高、公众环保关注度更强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中更加显著。③基于市场均衡处理效应框架的政策优化分析结果显示,环保法庭设立的政策实际执行情况距离环境福利绩效最大化的政策最优执行规则尚存在差距,其在提升环境福利绩效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政策优化空间。以上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环境司法改革改善环境不平等现象的深层次逻辑,也为环保法庭的推广提供了理论借鉴与政策参考。基于此,该研究建议:健全环保法庭体系,提升环境司法效能;畅通政策传导机制,强化治理协同效应;差异化政策布局,精准匹配区域需求;聚焦环境福利绩效,优化政策推广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有效实施 | 论中国生态修复法律目标的体系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有效实施 | 论中国生态修复法律目标的体系化

摘要生态修复的法律目标是生态修复活动在法律层面要实现的目标,是生态修复制度的重要内容。明确的目标要求对于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中国目前不论是法律规定还是理论研究都对生态修复法律目标的关注不足。通过梳理生态修复法律目标的规范现状和总结生态修复实践的目标情况,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生态修复法律目标主要存在以下不足:①在认识层面因对其本质把握不清易使生态修复活动与目标偏离;②在确定层面因价值判断与时间尺度等问题使其难以确定;③在规范层面因规则不健全而无法为实践提供准确指引;④在执行层面因动态调整不足使其易于僵化。对此,需要在把握生态修复法律目标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修复法律目标的影响因素并采用体系化的方法对当前生态修复法律目标进行优化。简言之,因生态修复的法律目标具有多层次性、指引性、前瞻性、可量化可评估性以及价值判断性等特征,确定生态修复法律目标需要考虑被修复生态系统的客观情况、生物可行性、社会可接受性、经济影响性以及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基于此,中国生态修复法律目标可以结合“三生”空间的科学布局,采用体系化的方法进行优化:生态空间应修复至基线水平;生活空间应修复至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生产空间应修复至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与此同时,为了避免生态修复法律目标执行的僵化,还应当从生态修复活动前期、中期、后期3个阶段明确目标的动态调整。唯有如此,才能纾解生态修复法律目标的困境,促进生态修复法律目标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有效实施 | 地方其他生态环境标准:概念界定、规范检视与完善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有效实施 | 地方其他生态环境标准:概念界定、规范检视与完善路径

摘要《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第4条虽规定了地方其他生态环境标准，但并未对其作出规范。这既影响地方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建设，也不利于深化地方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制度改革。通过考辨环境保护标准、环境标准、生态环境标准的概念及其体系架构的演变，可以将地方其他生态环境标准定义为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需要统一但未能归类或无法预见的各项技术要求。地方其他生态环境标准在属性上为推荐性标准，除非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明确为强制性标准，其旨在统筹管理未完全列举的地方生态环境标准、释放地方生态环境标准制定主体的活力与空间、补充和发展地方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并非兜底条款，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其他地方生态环境标准，也不宜将其理解为中央对地方的授权性规定。基于“范畴性-实践性-体系性”的规范化理路审视，地方其他生态环境标准面临规范的对象模糊与边界不清、规范的方式粗疏与认知分歧、规范的逻辑缺失与不成系统等现实困境。为提升地方其他生态环境标准的规范效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背景下，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明确地方其他生态环境标准的基本范畴，立足功能定位来确立其内涵与外延，并通过行使立法修改权予以法定化；二是改进地方其他生态环境标准的规范方式，以明确属性为基本脉络，采取“原则+例外”的双轨制模式，并遵循央地互动的一般逻辑，推动形成相对统一的地方生态环境标准体系；三是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标准体系的配套立法，加强地方其他生态环境标准的规范建设。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零碳园区的经济阐释与建构路径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零碳园区的经济阐释与建构路径

摘要零碳园区建设作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核心路径,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从经济学视角看,零碳园区的碳排放行为覆盖“投入-生产-产出”环节的资源配置和利用过程。该研究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系统解析了园区运营流程中的关键环节,构建了零碳园区建设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其能源转型、技术创新与物质投入等多维实践困境,深入探讨了零碳园区建设的实施路径与体系策略。研究发现:①产业园区的零碳化转型是一项涵盖全系统的范式重构工程,其本质在于从“投入-生产-产出”基本环节出发对园区生产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与范式革新。②从园区运营的具体流程上看,要素投入、生产过程和产出结果3个核心环节都必须实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投入环节需要在技术矩阵的赋能下促进能源清洁化和物质资料利用的低碳化,生产环节需要在生产技术矩阵的赋能下推动能耗管理精细化和物质资源使用的高效化,产出环节需要在产出技术矩阵的赋能下实现能源产出的净零碳排放和物质资料的循环利用。③基于技术-动力-要素的三维分析框架,构建能源流、技术流和物质流协同优化的清洁转型机制,是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的战略性着力点。具体而言,在智能化技术赋能的框架下,通过构建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体系,同时建立物质代谢网络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率,进而形成园区碳中和的闭环解决方案。④目前中国的零碳园区建设尚在探索阶段,面临能源不够清洁、技术发展瓶颈和物质资源利用效率低等难题。⑤当前中国零碳园区建设需从园区布局、清洁能源体系构建、绿色技术创新、资源高效利用和完善政策保障等方面积极推进。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协同对低碳偏向技术进步的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协同对低碳偏向技术进步的影响

摘要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低碳偏向技术进步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作为低碳战略的“双引擎”，其协同深度决定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与低碳技术演进方向。该研究系统剖析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金融-规制”协同驱动低碳偏向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基于2011—2022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熵权-耦合协调模型度量协同水平，并进一步运用多种方法检验其对低碳偏向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存在显著正向协同。前者通过资金配置弥补规制政策执行短板，后者通过政策激励强化绿色金融支持效能。然而，协同水平虽逐年提升，但整体仍偏低，且绿色金融发展显著滞后于环境规制。②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协同能够显著驱动低碳偏向技术进步，且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③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协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强化社会监督，激励企业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向低碳领域转型并提升社会环境关切，从而促进低碳偏向型技术进步。④基于城市创新禀赋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协同对低碳偏向技术进步的驱动效应在创新试点城市更显著，并且城市创新成果转化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协同效应发挥。研究提出，应强化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协同关系，充分发挥资金调配和环保政策的导向作用，依托融资缓解、产业优化和社会监督，形成地区协同机制，共同推动低碳偏向技术进步。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中国能源韧性评价、驱动因素与协同进化关系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中国能源韧性评价、驱动因素与协同进化关系

摘要在全球能源市场持续动荡、中国能源转型进入关键时期的双重背景下，增强能源系统韧性，保障国家能源自立与安全成为世界动荡变革期首要任务，科学评估中国能源韧性水平及其驱动机制，深入解析其协同进化规律，对构建现代化能源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该研究基于协同进化理论，从抵抗防御、恢复适应和改善再生3个维度，以复杂系统视角构建能源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比线性回归(LR)、岭回归(RR)、拉索回归(Lasso Regression)和支持向量回归(SVR)4种机器学习算法，并结合SHAP可解释框架，明确各特征值对能源韧性协同度的贡献度，进一步采用Logistic增长模型和fmincon求解器剖析子系统间的动态演化关系。结果表明：①3个子系统有序度呈现非均衡上升态势，表现为抵抗防御能力呈倒“U”形轨迹、恢复适应能力显著提升、改善再生能力稳步增长；②抵抗防御子系统呈现显著的“东一中一西”区际梯次递减格局、恢复适应子系统表现出“东部优化、中部稳定、西部波动”的区域分异特征、改善再生子系统展现“西部先导、中部稳定、东部优化”的复合结构；③SHAP分析显示驱动格局呈现“共性主导、差异并存”特征，“森林碳汇”在各区域均发挥关键作用，但具体驱动因素组合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④从子系统之间进化关系来看，抵抗防御与恢复适应子系统间主要呈现“抑制”约束关系；抵抗防御与改善再生子系统间表现出“偏利改善再生子系统”的单向倾斜；恢复适应与改善再生子系统间呈现出“偏利改善再生子系统”的压倒性优势。基于此，该研究提出强化灵活性导向的区域韧性提升策略、健全子系统协同进化的动态平衡机制、完善基于大时空协同的风险分级管理体系。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中国省际能源错配多维测度、时空特征及优化策略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中国省际能源错配多维测度、时空特征及优化策略

摘要在“双碳”目标下，能源错配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能源安全保障的现实约束。量化剖析中国省际能源错配程度、特征及优化策略，能够为能源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鉴于此，该研究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度能源错配水平，通过核密度估计揭示其动态演化特征，运用基尼系数分析其区域差异，并构建区域优化模型探讨能源错配纠偏策略。研究发现：①中国能源错配现象显著。从错配方向看，截至2022年，有17个省份表现为能源配置不足，13个省份表现为能源配置过度；从错配程度来看，13个省份的能源错配呈加剧趋势，17个省份的错配状况有所缓解。②不同类型能源的错配特征存在显著异质性。其中，化石能源在多数省份表现为配置不足，而新能源在近半数省份中表现为配置过度。③从动态演化趋势看，总体能源、煤炭及天然气的错配程度持续下降，石油与新能源的错配程度持续上升。④从区域差异视角来看，煤炭和石油错配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天然气与新能源错配的区域差异波动性下降。其中，总体能源错配及石油、天然气、新能源错配的空间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煤炭错配的空间差异主要源于区域内差异。⑤区域优化方案可降低12个省份的能源错配指数、提升23个省份的经济产出，可增加全国经济总量77260.88亿元。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构建全国统一的能源配置调控体系，强化跨区域能源协同合作机制，并依据能源类型特征实施分类型、差异化的能源融合发展策略。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气候物理风险对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气候物理风险对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摘要气候物理风险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之一。在推进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理解气候物理风险如何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动态变化，对于防止农户家庭因灾返贫、提高其气候韧性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采用2012—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与气象站点的匹配数据，基于有序Probit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系统考察气候物理风险对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深入探讨不同类型气候物理风险的差异化效应，并分析气候物理风险在不同特征农户家庭中的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①气候物理风险对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双向抑制效应，是制约农户家庭打破收入阶层固化并实现财富积累的重要外部环境障碍。②气候物理风险对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性的负面影响存在不平等特征。乡村地区农户家庭因基础设施薄弱而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无个体经营参与的农户家庭因收入来源单一而更易受到冲击；小规模农户家庭因资源禀赋有限而更容易陷入收入向下流动的困境。③不同类型的气候物理风险对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性产生差异化影响。极端气温风险特别是高温风险对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性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而极端降水和极端干旱事件的影响相对有限。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建立以农业保险为核心的多层次风险保障体系；②加强高温预警与差异化防范，提升气候风险抵御能力；③构建农户家庭气候脆弱性动态评估机制，实施差异化精准帮扶。该研究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适应政策、优化农业支持政策的资源配置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 中国省际贸易隐含土地跨区域转移网络及其驱动因素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 中国省际贸易隐含土地跨区域转移网络及其驱动因素

摘要贸易使土地利用面临环境压力转移引发的区域不平等、资源配置“逆禀赋”等新的挑战。中国多样化的省际贸易模式推动形成了关联结构更加复杂的土地系统。因此，剖析省际贸易隐含的土地远程连接关系、土地远程连接的潜在外部影响，以及探讨如何利用土地远程耦合效应促进土地资源高效利用，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该研究使用环境拓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测算中间品贸易、最终品贸易等两个阶段中的省际隐含土地流。在此基础上，结合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整体维度、微观节点视角、中观节点连接等3个层次，分析不同贸易阶段土地远程连接的网络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并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探究不同贸易阶段土地远程连接网络的形成机制与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地远程连接网络呈现小世界特征，网络由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边缘节点组成。两个贸易阶段中，网络核心节点的空间分布与各省份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因素、地理因素等有关；2010—2017年，网络核心节点随时间推移在各省份间转移。②与中间品贸易相比，最终品贸易形成的网络集聚性更强、土地远程连接效率更高、网络拓扑结构更稳定。③农用地远程连接的重要路径，由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农地资源丰富省份的向外连接，以及地理邻近省份间连接共同构成。中间品贸易阶段，隐含建设用地流出端集中在北部省份，流入端向东部省份集聚；最终品贸易阶段，东部省份在流入端和流出端均位居前列。④传递性、互惠性、地区生产总值、贸易依存度、土地利用强度及地理邻近网络等，均对土地远程连接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且各类因素在不同贸易阶段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基于此，该研究认为，中间品贸易、最终品贸易对缓解土地供需矛盾均有正向影响，而不同贸易模式下的省际不平等关系对局部地区有负面环境效应。最后，围绕减少省际贸易不平等、推进土地可持续利用、强化省内管理与省际合作提出对策建议。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 大食物观推进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 大食物观推进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摘要耕地是保障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安全供给、落实大食物观的物质基础。伴随产业和消费结构升级，耕地“非粮化”现象日益突出，如果任其发展，将影响耕地保护与国家粮食安全。该研究从大食物观的视角，研究耕地“非粮化”治理的现实挑战、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旨在为耕地“非粮化”治理提供可参考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①大食物观与耕地“非粮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约束的矛盾统一关系。②大食物观下耕地“非粮化”治理的核心任务并不是“一刀切”地禁止耕地“非粮化”行为，而是防止并纠正非理性的耕地“非粮化”，构建与日益多元化食物需求结构相匹配的耕地利用结构。③耕地“非粮化”治理与大食物观具有理论缘起的同源性和根本目标的一致性，是耕地“非粮化”治理的理论基础与行动逻辑。④大食物观下耕地“非粮化”治理，在理论上，应以“大食物观”为引领，围绕“口粮绝对安全-多元化食物供给”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科学引导耕地适度“非粮化”；在实践中，应正视耕地“非粮化”的客观必然性，协调平衡粮食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与耕地“非粮化”主体利益，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治理、科学引导、合理安排”原则。政策建议：①明确规定耕地“非粮化”治理范围，为耕地“非粮化”分类治理提供依据。②完善耕地“非粮化”法律规制，为耕地“非粮化”治理提供有效法律依据。③系统提高种粮主体的积极性，削弱耕地利用主体的“非粮化”动力。④合理规划利用耕地资源，优化耕地利用结构，增强耕地“非粮化”治理实践的可操作性。
国土空间布局优化 | 北京市国土空间效率演化与城市功能格局优化的协同效应

国土空间布局优化 | 北京市国土空间效率演化与城市功能格局优化的协同效应

摘要提升国土空间效率是推动城市空间功能格局优化与规划实施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国土空间利用和治理方式的关键支撑。该研究构建了国土空间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超效率SBM模型、社会网络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北京市国土空间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关联网络与关联强度，探究北京市国土空间效率提升与城市功能格局优化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①2012—2022年北京市国土空间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并形成“南高北低、中心城区引领”的分异格局，北京市国土空间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城市国土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关联紧密。②北京市国土空间效率关联网络结构趋于稳定，各行政单元之间的关联紧密度提升，发挥国土空间效率溢出作用的区域增多，主要分布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和中心城区，且各区域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实际作用与角色特征存在差异。③北京市任意两个功能区之间的国土空间效率关联强度均能有效提升全市国土空间效率，其中，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的关联强度对全市国土空间效率提升作用最显著，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及平原新城与城市副中心次之，生态涵养区与其他功能区的国土空间效率关联强度均呈正向增强趋势，但关联强度有待提升。④北京市国土空间效率提升与城市功能格局优化之间具有协同效应，国土空间效率提升通过存量空间挖潜与要素集聚推动城市规模向内涵式转型，借助要素精准配置与功能疏解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利用空间腾退与副中心建设调整城市功能布局，依托城镇开发边界管控与生态保护修复优化城市蓝绿空间格局与功能。未来北京市应创新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方式，以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为主线，持续发挥国土空间效率提升与城市功能格局优化的协同效应，促进空间资源与城市功能适配。
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 |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双重差分法的局限与改进

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 |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双重差分法的局限与改进

摘要双重差分法被广泛应用于评估政策因果效应,然而,当研究样本不满足完全随机性时,其估计结果往往存在偏误。为减少可能存在的偏误,该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双重差分法的演进历程与计量逻辑,发现双重差分法在非随机样本条件下,面临样本选择偏差破坏随机性、平行趋势假设难以满足以及政策类型差异所引发的识别困境;随后提出一个以“逼近随机试验条件”为核心的改进策略框架,该框架包含3个部分:①评估前通过科学界定样本与开展随机化实验,构建基础随机结构,以确保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多维度上具备同质性;②评估中综合运用增强的倾向得分匹配及扩展断点回归设计等方法,系统性逼近随机试验条件;③评估后通过敏感性分析检验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地区的实施对象并非随机选取,通常需要考虑环境因素、经济条件、地理位置和历史经验等因素,该研究将可持续发展政策分为环境规制型、经济激励型以及社会参与型,并提出对应改进策略。其中,对环境规制型政策,参考扩展断点回归设计以缓解阈值依赖性与空间溢出问题;对经济激励型政策,参考增强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缓解自选择偏差与处理效应异质性;对社会参与型政策,参考增强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整合地理距离、社会经济特征与文化认同等多维度信息,而后参考扩展断点回归设计进行评估。实践应用证明,上述改进方法确实增强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 | 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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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是以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办刊宗旨的国家级政策指导性学术期刊。主要刊发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性学术问题研究成果，为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服务。重点关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设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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