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在世时曾经做出“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的警示,令人感慨的是,这种情形不仅显现于当时,在20世纪漫长的岁月中,不少论者在解读《资本论》、阐释马克思复杂的资本理论时,在方法论上也没有达到他所希冀的层次和高度。基于此,在当代新的境遇下解读《资本论》及其手稿,有必要重新辨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意旨、思路、论证和效应。这一方法原则凸显的是主体的思维运动,但又必须防止陷入观念论的“幻象”;经济范畴的运动要明确“时间上在先”与“结构上在后”之间的关联;“劳动一般”的抽象伴随着劳动观的现代转换;“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照之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五个分篇”的设计搭建了关于资本社会恢宏的“结构”大厦,具有深刻的蕴涵和长远的价值。质言之,对资本社会的深人探究不是自发、被动的反映和再现,而是思维艰难的建构过程。
摘要:黑格尔对线性时间的思辨理解,使其在论述历史过程时遭遇了双重困境:一是历史过程被曲解为精神在时间中的自我展开,具体历史结构作为抽象总体无差别地决定于精神的定在形式;二是不同空间区位的民族历史被纳入单线性的时间轨道,遮蔽了历史过程的多样性。马克思把时间重释为人的生存活动的显现场域,指出历史过程的更迭与变迁并非遵循同质的、线性的时间序列,而是异质的、多元的差异时间的交织与流动。差异时间既表现为历史结构内部不同层次的非同步节奏,也呈现为世界历史维度不同民族发展的非共时状况。马克思从差异时间出发对阶段历史变革与世界历史演变作出了新阐释,强调革命主体能够介人客观的历史过程,能动地塑造和开辟历史的未来向度,主张不同民族或国家需要立足多元时间性的复杂交织,自主探索自身历史的未来形式。对时间性的重构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对历史过程的宿命论与单线论叙事的重要思想路径。
摘要:竞争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恩格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资本主义竞争的产生、过程、结果及其超越四个维度系统构建了资本主义竞争批判思想。私有制的出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竞争产生的根源,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的矛盾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竞争的表现,资本主义竞争兼具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积累社会矛盾的双重功能,工人阶级联合、实现劳动解放、消灭私有制是超越资本主义竞争的根本路径。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竞争批判思想对我国当前协调社会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既需要发挥竞争的积极作用,也需要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竞争回归理性。
摘要:决策行为分析对于揭示制度变迁的微观机制有重要意义。为此,在“中央-地方-个体”三方互动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动态变迁分析框架下,将中央决策偏好与有限理性因素纳入成本收益分析,进而构建决策者行为模型,以揭示制度变迁的微观机制。总体上看:首先,正式制度变迁受社会与经济价值比较,中央可变决策偏好及有限理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其次,有限理性通过损失厌恶强化制度惯性,边际敏感度递减导致次优选择,心理账户则使经济与社会价值被分别评估;最后,在农村土地“所有权 $$ 使用权 $$ 转让权”的改革过程中,中央决策偏好经历“改革”“保守”到“稳健”的转变,改革偏好与经济、社会价值的一致性加速了所有权改革,而损失厌恶、保守偏好及经济效率与稳定风险的分开评估,放缓了使用权和转让权改革的进程。
摘要:土地产权明晰可赋予农户住房更多经济价值与收益,有利于盘活闲置农房。然而在现实情境中,农房盘活面临新的“产权悖论”:地权明晰虽能强化财产权,却也使多元主体关系趋于复杂,引发利益博弈,反而为农房盘活带来新的困境与挑战,亟需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破解这一困境。基于对IAD(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框架的情境化拓展,揭示了余江区农房盘活过程中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围绕农房盘活相关改革,原有宗族社会逐渐形塑了一个能够良性互动的无边界组织,其将村民与“外来”多元主体间缺乏信任、互动不足的“弱关系”重塑为聚焦长期利益、持续产生良性互动的“强关系”,同时对宗族社会内部的“强关系”进行柔性治理。与宗族社会治理中基于熟人身份的信任不同,无边界组织下乡村主体关系呈现现代治理格局中的关系型信任与长期利益合作。关系型信任机制的建构能够回应多元主体的复杂需求及相互间的利益博弈,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从而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推动乡村治理转型,进而促进农房盘活。这一关系型信任机制的建构过程不仅揭示了农房盘活中突破“产权悖论”的行动逻辑,也为理解农房盘活与乡村治理转型的复杂关联、化解“公地悲剧”与农房盘活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解构与实践策略。
摘要:传统中国如何从前代法制中汲取制度资源,既关乎法律继承的技术问题,也关乎政权合法性与制度转型的深层逻辑。本文以清初对《明会典》的继受为中心,结合《天聪朝臣工奏议》《清实录》等史料,考察后金清初统治者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旧俗”与“旧章”的关系。天聪五年(1631)设六部后,皇太极曾谕令“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以明制为行政蓝本,确立六部行政的法律依据;崇德年间宁完我提出“参汉酌金”修纂《金典》的动议,主张在继受《明会典》体系的基础上加以通变;顺治时期则在未及修成《清会典》之前,将《明会典》作为过渡性生效法典,在吏、户、礼、兵、刑、工等领域广泛适用;直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会典》纂成,方完成从继受前朝会典到确立本朝会典的制度转型。通过名称沿用、修纂团队设置、结构体例、定位溯源、纂修方法与实体条款等多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清代立法者并未简单否定“前明旧制”,而是将《明会典》视为具有体系性与操作性的精神资源,在承认其规范价值的前提下,采取删繁、增补与改易并行的方式,完成明清典例法律体系的历史衔接。清承明制并非被动沿袭,而是在变与不变之间取得平衡的制度选择。厘清清初对《明会典》的体系性继承,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典例法律体系的延续逻辑,也有助于反思传统中国法律继承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张力结构。
摘要:囿于“人命关天”的理念,传统中国法对各类杀人行为进行了严密的规制。尽管学理解释以“六杀/七杀”抽象概括出清律“人命门”立法语言背后的逻辑,但该门20条律文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仍需言明。以体系化视角观之,清律“人命门”不仅从“正向”上规定了杀人行为故杀、斗殴杀、过失杀和威逼杀这四种基本类型,并孳乳分化出一些中间类型和具体类型,而且从“反向”上对可能被隐藏起来的杀人行为,在制度设计上予以避免。这一规制杀人行为的规范体系,不同于近代德、日刑法“过失一故意”二分体系,是传统中国法主动矮化规范,寻求与事实相互沟通与对话整体特征的具体表现。
摘要:为解决清初军流刑之规定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清廷编订了《军流道里表》以规范军流刑的执行。《道里表》划定了“府对府”的流放路线网络,确立了“视表发配”的原则,改变了“就边就远”的做法,削弱了督抚的影响,增强了刑罚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不过在实践中,《道里表》暴露了内容有误、僵化滞后等问题。“视表发配”也使各地安置人犯多寡不均,破坏了地方秩序。清廷为此允许督抚酌情调拨人犯,增设给养与管束规则,同时坚持“以表为本”“视表发配”。一系列举措显示清人讲求刑罚之公平性、灵活性、稳定性及有限性,刑罚观念不乏理性与仁义,思想渊源则为罚当其罪、同罪同罚、经权相衡、重视人伦情感、强调德主刑辅的儒家文化。
摘要: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史赞助人引领并推动了艺术的繁荣和学术的发展,其中福尔科·格瑞维尔是此类赞助模式转型的关键人物。他在剑桥大学设立了首个历史学讲席,将赞助实践从个体资助升级为旨在确立持久体制记忆的制度化操控。为实现其目标,格瑞维尔制定了严苛的筛选标准,优先遴选受教于德意志地区且信奉塔西佗主义的学者,以确保受助人政治立场的高度协同;他还借助缜密的法律条款确立家族对讲席的长期控制权,并经由审查讲义副本实施隐蔽而强硬的思想规训,以期利用学术资源生产符合激进新教立场的历史叙述,将历史学转化为对抗君主专制、宣扬共和精神的政治工具。然而,格瑞维尔试图通过建制化手段彻底操控学术,却因其过度政治化的干预致使其首任讲席人遭解职。以此为原点所引发的政治创伤,促使后世学者在复辟时期转向去政治化的“博学派”考证研究,从而非预期地为学术自主性规范的生成创造了条件。格瑞维尔的案例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史赞助在思想控制中的复杂机制,构成了现代学术独立性演进历程中的一份极具悖论色彩的遗产。
摘要:英国的流通图书馆最早是作为书商和出版商的一项副业出现于18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社会文化需求的增长而逐渐遍布各个城市,它在自然主义的英国传播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当时重要的传播媒介,流通图书馆本质上是一个具有过滤功能的审美权力空间,直接影响着自然主义美学的价值评判,从而也决定了自然主义文学能否顺利传播。流通图书馆一度将自然主义小说视为“有害的文学”,这与其对“丑”的大量描写密切相关,折射出审查背后深层次的美学冲突。然而,流通图书馆的审查不只起到限流作用,还在构建新的大众阅读伦理中产生了能动效应,使自然主义小说转变为“有益的文学”。这一转变背后隐含的审美磨合机制,实质上是美学审查与大众阅读伦理之间的动态调适,为英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向提供了重要契机。
摘要:日本近代学者西周在译介康德认识论之际,依据中国古典学术思想,运用“再生转译法”,首创以“先天/后天”对译西文“a priori/a posteriori”。借由这对概念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宇宙本体、自然哲学及人伦社会等多维语境的投射,西周予以其多维度的拓展:在逻辑学层面推阐从先天之“物”到后天之“名”的认知射程;在伦理学层面贯通从先天之“天伦”“私伦”到后天之“人伦”“公伦”的规范体系;乃至在学术体系层面包摄从先天之“物理”到后天之“心理”的知识疆域。他的译释策略一方面承续中国传统哲学“先天学”与“后天学”之形而上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吸纳以主体性为核心的西方近代超越论立场。由此,西周在跨文化转译中完成了一次系统性的概念移植与理论开拓,不仅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先验论述与近代西方认识论在语义及功能层面的结构性对接,更在东方语境下完成了跨文化概念的体系性整合与创造性诠释。
摘要:柏拉图《蒂迈欧篇》蕴含丰富而深厚的视觉认知和视觉美学思想。在《蒂迈欧篇》中,视觉被证明是我们获得至高福祉的通道,它不仅使人通过观察来理解天体的运转,同时也可以调节自己的心灵活动,使自身的肉体和灵魂变得更有条理,从而清楚永恒与生成、静与动、灵魂与宇宙之间的辩证关系。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所构建的视觉理论,已超越生理学范畴,升华为一套贯通宇宙论、本体论、伦理观、认识论与美学的哲学系统。这一理论不仅揭示了视觉如何作为“哲学器官”,如何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架设桥梁,而且以类比的方法构建了现象-载体-影像的视觉空间形而上学框架;还借助对“星辰之舞”的赞颂,贯通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美学之间的联系。《蒂迈欧篇》中的视觉认知和美学思想并非一套被后世超越的陈旧观念,而是一个被不断重新激活的关于视觉与存在关系的永恒命题。
摘要:中华文明早期的眼睛图像从大约公元前7000年延续到前1200年,其分布空间涵盖多数文化区:贾湖、大河村、红山、石峁、三星堆、金沙、良渚,等等。此时眼睛图像有双目和单目两种,其中双旋目是双目符号中最常见的类型。各种眼睛图像所在的遗存皆为具有沟通天地作用的礼器:石器、龟甲、陶器、玉器、青铜器,等等,且皆先民有意识而为。整体而言,眼睛图像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双旋目符号象征猫头鹰之眼,单目符号则象征太阳或神明之眼。眼睛图像的这三种象征意义归结于文明早期人类对猫头鹰、太阳及神明三者可相互转换的神话认知,而非文化传播结果,且与史前世界各地同类符号认知存在共性。作为早期宇宙论的核心图像,中华文明早期的眼睛图像是先民利用自然资源与神话创造本土文化的必然结果,它见证了文明生成进程中神话理念对文明要素的观念性塑造作用。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与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新秩序,“接管”高校并除旧立新、建立高等教育新秩序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分析当时高等教育主体—公立高校的接管与改造,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一历程的发展与变化。1950年成都军管会接管四川大学后,在军代表、学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四川大学“回到人民手中”并建立“人民川大的新秩序”。这一过程展现了四川大学在政权更迭之际的多重改革与变迁,呈现出了复杂的面相,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高等教育新秩序、走向教育的人民立场的理解,并更加深刻地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接管高等教育的历史规律。
摘要:“离卦道事件”是1941年太行根据地腹地黎城县发生的一次会道门武装暴乱。事件虽然很快被平息,却引起了太行区党委、北方局党委的高度重视,成为推动召开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和根据地文化工作调整的关键诱因,后来赵树理又受命根据这一事件创作了上党榔子戏《万象楼》。学界在研究这一事件时多侧重日伪策动或根据地基层治理的失误,忽视了会道门作为有宗教色彩的迷信组织在农民中的文化影响力。赵树理《万象楼》的文本症候显示出根据地文化工作的缺陷在于解答不了农民的切身问题,这段创作经历启发了他更重视农民需求的转变,也折射出座谈会上党的文化领导人对“离卦道事件”的反思,促使根据地文化工作超越了过去笼统的大众化运动,将“大众”的所指更清晰地对准农民。
摘要:1433年初,英格兰王国调查团指控达勒姆的自治地位是主教对王权的僭越,但在议会论辩后,以国王的名义做出的裁决完全支持了达勒姆的自治特权。此次事件的相关背景和解决方式,折射出自治领地与国王政府、领地“共同体”及其周边其他地方力量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古英格兰的区域自治制度。首先,不能将中央王权与达勒姆这样的自治领地视为可以两分甚至对立的实体,自治领地是王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基于王权授权而存在,所以达勒姆自治特权在证明合法有据之后也得到国王支持。其次,自治区域在政治、经济方面均不具备独立性,其民众并不缺乏王国认同。不仅达勒姆主教深度参与王国政治,领地内主要贵族乡绅的经济、政治利益也跨越达勒姆内外,中央权威是自治领地各方保护其权益的最终依靠。
摘要: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为了限制君主集权,部分贵族与国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公共治理权之争。这维护了君臣合作治理王国的政治传统,推动了议会公共请愿的成形。首先,为了在斗争中占据优势,贵族和国王都寻求地方代表的支持,提高了后者在议会中的政治地位。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地方代表成为公共请愿的主要呈递者,公共请愿由此具有了一个主要特征:由下院呈递。其次,与贵族呈递的公共请愿相比,地方代表呈递的公共请愿不仅继续关注行政、宗教、司法和封建治理问题,而且开始关注国计民生和城市发展等经济治理问题。这突出了公共请愿的另一个主要特征:体现公共利益。具备两个主要特征的公共请愿,与传统的议会请愿拉开距离,在1327年正式成为一种新型议会请愿。此后,公共请愿及其获得的答复逐步成为王国制定法的主要来源,有力地推动了公共立法的发展,最终提高了英格兰王国公共治理的水平。
摘要:为阐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评价体系,通过该体系三种不同的伦理评价模式:称赞(παivos)、颂扬(εγkóμuov)和贺福(εδαuμovioμos)展开系统分析。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评价的对象不同:称赞的对象是品性,颂扬的对象是具体的行为,贺福的对象是幸福。为此对伦理行为的内在成功与外在成功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前者指合德性的行为,后者指合德性的行为带来了意愿中的善好。对于称赞(或责备),亚里士多德持一种“品性中心主义”观点:称赞(或责备)只取决于品性和内在成功,而外在因素会导致非自愿的行为,因而外在的行为只是称赞(或责备)的非决定性证据。与此不同的是,颂扬取决于外在成功,因为它的对象是具体的行为。贺福则需要持续性的外在成功,因为幸福是最自足的人类活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种伦理评价模式层层递进,形成了完整丰富的伦理评价体系,并对当代德性伦理学如何处理“品性与行为的关系”和“道德运气”等问题予以启示。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误读了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所言的“中衰”,形成了中国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处于中衰状态的文学史认知。“新诗中衰说”既偏离了朱自清所言“中衰”的本意,也不符合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诗发展与传播接受的历史事实。“新诗中衰说”的形成表明,文学史著作在引述前人观点时,应综合考量相关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完整地把握历史事实和文本语境。探讨“新诗中衰说”,不仅能够深化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诗史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反思读者批评与文学史建构关系问题,重新审视中国新诗史的建构历程。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in Capitalist Societ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to Marx's Manuscripts of 1857-1858 Nie Jinfang Summary:Marx once warned that“the methodapplied in C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