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管制、汇率制度与中国货币政策外溢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构建科学高效的数据要素分配机制对释放数据价值、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数据要素分配仍存在产权界定模糊、分配机制碎片化、效率与公平失衡、监管体系滞后等问题。本文立足数据要素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边际成本递减、价值不确定、外部性等核心经济属性,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中的“三权分置”为制度基础,系统梳理欧盟、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际实践经验,创新性地引入场景化动态确权、贡献度量化评估等技术治理手段,构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三权分离的产权制度与三次分配的要素分配制度协同的数据要素分配机制。同时,构建涵盖数据交易市场建设、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智能监管机制创新、跨境数据治理在内的配套体系,推动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数据要素协同治理格局。本文从加快数据立法、建设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开展数据财政试点、强化技术赋能数据要素市场监管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摘要:未来产业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等前沿技术为驱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所在。针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难以阐释未来产业的产业组织特征,本文构建了技术创新范式—产业组织特征—政策治理逻辑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未来产业的技术创新呈现颠覆性、组合式与开放式三种范式的递进耦合,颠覆性创新提供原始动力,组合式创新推动技术转化与价值增值,开放式创新则为要素流动与协同演化构建制度生态。同时,上述技术创新范式通过改变成本结构、重塑进入壁垒和转换竞争维度,驱动未来产业的产业组织特征发生深刻变革,表现为垄断与竞争并存的市场结构,数据、算法与生态叠加的进入壁垒,聚焦于标准争夺、生态锁定与防御性并购的竞争行为。基于上述技术创新范式和产业组织特征,未来产业的政策治理逻辑须从弥补市场失灵向使命导向型创新政策转型,在纠正跨期错配、规制“生态垄断”、完善数据治理、加强标准统筹四个维度精准发力,构建兼具竞争活力与战略安全的产业治理体系。
摘要:产业投资者凭借其独特的资源背景和产业优势,正逐步成为中国培育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投资者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投资者能够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产业投资者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韧性和抑制管理层短视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投资者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促进作用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投资者、供应链下游产业投资者和链主企业产业投资者能够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本文研究为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提供了重要启示。
摘要:研究气候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防控风险事件发生与蔓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生产网络视角,以2005年1月—2023年12月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为样本,采用包含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异质性空间自回归(HSAR)模型,实证检验气候风险对中国行业尾部风险的直接效应和网络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均能加剧中国行业尾部风险,其中,生产网络是气候风险影响中国行业尾部风险的重要渠道,由生产网络带来的网络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超过 40% ,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影响下,社会服务和基础化工行业受到的网络效应影响最为显著;相较于前向关联,后向关联下中国行业尾部风险受到的网络效应更强;在两类风险中,转型风险对中国行业尾部风险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本文为中国有效防范气候风险、精准把握生产网络的风险传导特征提供了实证支持。
摘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不仅有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国有企业提升经营效率,从而实现充实社保账户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双重目标。本文以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为切入点,基于2011—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能够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改善公司治理和提高分红力度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业绩表现较强、成长前景较强、社保压力较大的企业中更显著;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省社保基金、省财政厅、省国资委三种股权管理主体中依次递减;相较于在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承接主体委派董事的治理效果更强。本文研究不仅对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创新性拓展,也为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摘要:企业韧性是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创新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2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字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提升企业韧性,该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和稳定企业预期提升企业韧性;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行业、创新失败风险较高行业、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数字技术创新与非数字技术创新相互协同,共同提升企业韧性。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技术创新的认识,为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政策、引导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活动、提升企业韧性提供了有益参考。
摘要: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如何突破传统要素红利消退的瓶颈以实现利用外资稳增长,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立足于新质生产力理论,构建包含“要素升级、空间重构、绿色转型”的分析框架,系统闸释新质生产力驱动外资稳规模、扩增量的微观机理。本文利用2006—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自主构建的新质生产力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外资吸引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增强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吸引外资的两条关键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梯度差异和环境门槛特征: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仅发生在东部地区;且该效应高度依赖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制度型环境的协同支撑,仅在高水平环境下得以充分释放。本文结论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外资演进规律提供了新视角,并为构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高质量引资政策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在全球气候治理加速推进与中国“双碳”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迅猛发展的数字服务贸易尤其是数字服务进口贸易为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助力。本文基于增加值视角,以2012—2021年EORA26全球供应链数据库中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前90位国家为样本,采用其投入产出及环境卫星账户数据,测算中国制造业绿色全球价值链水平,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服务进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全球价值链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进口贸易能够提升中国制造业绿色全球价值链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服务进口贸易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密度和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中国制造业绿色全球价值链水平;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正向调节数字服务进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全球价值链水平的提升作用;数字服务进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全球价值链水平的提升作用在低技术行业,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商业、电信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中显著。本文研究对进一步探讨数字服务进口贸易的绿色发展效应具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