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两个大局”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更通过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超越,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地构建了涵盖文明发展观、文明交往观、文明价值观和文明实践观的四维框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意义不拘于中国文化输出,而是在理论层面贡献了各民族保持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独立的方法论;在实践层面提供了破解依附困境和零和博弈的全球治理方案;在文明层面开创了人类文明形态多元共生的新图景。
摘 要: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是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和“魂”。本文依循“同化·内化·强化”的逻辑理路,从三个方面审视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新时代青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发展逻辑。首先,“同化于情”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价值认同的基础;其次,“内化于心”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的关键;最后,“强化于行”是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实践行动的深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国际竞争向心力的伟大历史斗争中,凝聚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
摘 要:西汉王朝在其存续期间,始终面临复杂的内外安全挑战。政治方面,王朝先后经历异姓诸侯拥兵自重与“七国之乱”,中央权威屡受冲击;经济方面,因连年对匈奴作战、岁贡支出及远征大宛等,致使国库空虚;边疆安全方面,长期受匈奴侵扰,直至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才解除了匈奴对西汉边疆安全的威胁。此后,西汉通过设立都护府经略西域,统筹“抚外”与“安内”,并以包容姿态推动人员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初步形成一体化的安全共同体。西汉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与实践,对今天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
摘 要:隋唐“天可汗”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央政府处理诸多族群关系,构建跨区域政治秩序的一次制度创新,是一套集政治安排、民族融合、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经济整合于一体的体现“大一统”国家意志的制度系统。唐太宗突破了“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观念,创造性地制定了“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民族政策,为“天可汗”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奠定了思想与社会基础。西北诸蕃君长共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标志着中原天子正式兼任草原诸部共主,构建了“皇帝·天可汗”双重身份的国家治理机制,是具有实际权力运作和制度支撑的崭新的国家治理秩序。正是这种建立在制度与法理基础之上的国家治理机制,把农耕民族、游牧民族融入“华夷一体”的国家政治框架内,反映了唐朝政府从军事征服到文化整合的转变,彰显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政治智慧。
摘 要:唐前期,随着政务由简趋繁,中央政治制度由三省六部制演进为中书门下制。在政务简明的贞观、永徽时期,文学依托三省六部制深度参与国家治理,构成当时政治运作的基本格局。永徽以后,政务的增加导致吏治逐渐取代文学在官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最终与中书门下制相结合掌握了权柄。唐前期的文学与吏治之争,看似两种政治群体之间的权力竞争,实际是制度转型过程中两种制度文化的冲突,其核心在于对官僚体系主导权和政治运行方式的重新划分。
摘 要:李二曲(李颙)是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主要从事民间讲学活动,以此实现教育的社会使命,匡时救世。清康熙十二年(1673),应陕西总督鄂善之邀,李二曲主讲关中书院,订立《关中书院会约》和《关中书院学程》,其前后讲学虽持续1~2年,实际在院仅三个多月,却重振了关中书院,并以制度化讲学深刻重塑了关中士风学风。李二曲讲学实践的教育理论体系由“讲学为宗”的教育作用论、“明体适用”的教育目的论、“体用全学”的教学内容论和“悔过自新”的教育方法论组成。李二曲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其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以及和清初教育家颜元相提并论的独特历史地位。特别是在李二曲的努力下,关中书院在清初曾一度出现过繁荣的局面。
摘 要:《正蒙》是北宋思想家张载的重要著作,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构成其宇宙论与伦理学的核心,也为中华传统道德观提供了深层的哲学根基。本文简要介绍北宋时期传统道德观的内涵、价值,以《正蒙》文本为依据,通过梳理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伦理内涵,探讨其在传统道德观中实现的从人伦本位向宇宙本位的升华、从人际伦理向生命伦理的延伸、从“内圣外王”向“天人合一”的深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等方面的现代转化可能。研究表明,张载“天人合一”思想不仅重塑了传统道德观的伦理结构,也为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资源与实践智慧。
摘 要:在留坝县蜀道旅游资源中,千年银杏树是褒斜道的靓丽风景线。褒斜道银杏树的开发,机遇与挑战并存,“银杏文化廊道”文旅品牌创建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也都存在。可以通过构建褒斜道银杏树旅游精品黄金线、打造蜀道南北原生态的特色“森林公园”、推动褒斜道文旅融合的多形式协同发展,创建褒斜道“银杏文化廊道”文旅品牌,逐步将蜀道推向世界。
摘 要:秦岭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秦岭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祖脉与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是地理禀赋、文明积淀、文化融合和精神传承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先秦时期的“南山”到汉代的“秦岭”再到如今的“中华祖脉”,秦岭形象的建构是一个跨越数千年的动态过程,其演进轨迹与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深度同构。秦岭祖脉文化形象演进历程的背后,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认知升级,对当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具有重要价值与启发意义。
摘 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背景下,田园牧歌式传播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一种以情感渗透为主导、以日常生活承载文化认同的柔性传播路径。本文以李子柒自媒体实践为研究对象,在文化分层理论与文化认同理论框架下,探讨田园牧歌式传播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李子柒并未直接阐释文化价值,而是借助高度审美化的乡村生活影像,在文化外围层次构建起以生活方式认同为基础的跨文化理解路径,依托视觉审美的国际共通性与无语言障碍的叙事结构。该传播模式有效打破了文化认知门槛,使国际受众在情感共鸣中逐步完成从生活方式认同到文化价值理解的递进转化。
摘 要:在丝路文学的视野下,西北少数民族作家的“在地化”书写深刻展现了民族记忆与文化认同。其创作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为叙事根基,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集体的历史记忆相融合,描绘了西北独特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和精神风貌。他们的作品通过对记忆的回溯和对现实的审视,不断挖掘地域性的叙事资源,展现了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魅力、韧性和生命力,进而构建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学表达,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
摘 要:郭彤彤的长篇小说《验明正身》以诗性叙事突破了犯罪小说的类型边界。本文从“暴力的诗学”和“存在的深渊”两个维度出发,揭示小说如何将暴力行为转化为审视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哲学透镜。作品中的“血色修辞”使暴力成为自我指涉的语言游戏;“暗夜舞者”的仪式化行动暴露了边缘人的身体政治与身份焦虑;“破碎的镜像”呈现了伦理迷宫中主体性的瓦解;“长安寓言”则将都市空间凝结为时代精神症候的载体。郭彤彤悬置简单的道德判断,在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架起桥梁,以诗性语言探测存在的虚无与意义的飘移。这部小说既是对犯罪叙事的美学改造,也是一份关于转型期中国都市精神地貌的冷峻剖析。
摘 要:本文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分析《验明正身》的叙事结构与情感机制,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及“物理-心理”复合空间三个层面入手,考察诺玛镇、长安与南方等空间形态在小说中的对立、转换与嵌合方式,揭示空间对人物命运选择与叙事推进的内在作用。小说通过多重空间的并置与对比,塑造了情感与欲望的动态转移,推动情节在张力中展开。随着叙事进程推进,各类空间逐渐压缩并相互侵入,使孤独感成为贯穿文本的重要精神体验。空间叙事不仅构成小说结构的内在动力,也深化了作品对个体生存处境等问题的思考。
摘 要:理查德·舒斯特曼对莫里斯·梅洛-庞蒂身体哲学的批判,为我们理解身体的思想位置提供了典型案例。舒斯特曼指出,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受限于身体的本体论设定,没有看到身体机能提高和身体训练的可能性,因而是“跛脚”和“沉默”的,并且遗忘了世界。他认为,梅洛-庞蒂把身体看作是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而忽视了身体的生成性。舒斯特曼将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看作是传统意识哲学的延伸,而没有看到“身体意向性”中所包含的能动性张力。梅洛-庞蒂为阐明世界与身体的一体性而提出的“世界之肉”,被舒斯特曼看作是对身体本体论的固守。舒斯特曼的批评是基于其本人的身体美学实践和身体修炼做出的。身体能否清晰言说,能否对身体进行彻底的还原,能否“超出身体自身”,这些问题构成舒斯特曼质疑梅洛-庞蒂的理论要点。对身体进行彻底的还原的问题,对深化现象学的身体理解意义重大。
摘 要:在尼采《苏鲁支语录》中,爱与孤独构成灵魂自我拯救的双重动力。既有研究或关注精神自我区分的逻辑进程,或聚焦自我克服的情感机制,但尚未将爱与孤独提升为独立的分析范畴。本文通过爱与孤独的双重视角,重新阐释苏鲁支从入世宣教、精神自我切割到灵魂完满的完整历程。爱并非对接受的索求,而是馈赠者的意志盈余;孤独则是创造者与世界保持距离的存在论境域,与匮乏的处境无涉。精神通过馈赠之爱与自我切割实现自我超越,灵魂则在对永久的爱中,将永恒轮回从最沉重的思想转化为最深邃的命运。从言说到歌唱再到舞蹈的递进,揭示了灵魂自我拯救的审美完成形态。这一阐释将《苏鲁支语录》研究的重心从“精神如何自我超越”推进到“灵魂如何自我安顿”,并据此回应个体化时代的情感困境。
摘 要:纪检监察学作为中国特色监督体系的重要理论支撑,其建设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当前地方高校在纪检监察学的培育和建设过程中普遍面临学科定位模糊、特色不鲜明、校地协同虚化、支撑学科发展失衡等困境。2024年中国政法大学等六所院校获得首批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对它们的申报书进行分析,六所院校均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双支撑学科协同体系,实现了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互嵌的有机融合。地方高校纪检监察学科建设需建立动态响应机制对接国家监察改革需求,依托地域特色资源和交叉学科创新培育优势,完善校地双向嵌入的资源整合模式,优化学科协同生态,探索形成“定位重构—特色突围—协同深化—生态优化”四维发展路径,为推进纪检监察学高质量发展探索差异化的实践方案。
摘 要:高校廉洁社团的产生和发展,为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了新的载体,同时在推动校园廉洁文化建设、促进学生进行校园监督与民主参与、带动社会廉洁建设等方面体现出了其独特的价值与功能。新时代以来,我国高校廉洁社团充分整合多方育廉资源,围绕廉洁意识教育、廉洁文化宣传、廉洁行为养成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与探索,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受诸多现实因素影响,高校廉洁社团仍面临着资源保障缺位、专业建设薄弱、影响范围有限、活动开展不足、宣传推广泛力等困境。为此,有必要从顶层设计等多维度入手,探索更为科学、有效、可持续的发展优化路径,进而为高校廉洁社团功能的发挥及完善高校廉洁教育体系注入更多的活力。
摘 要:在企业管理实践过程中,摒弃僵化的管治思维、引入善治思维,是落实企业伦理决策和保障企业长青的关键。在管治思维下,企业伦理决策呈现出诸多现实困境,导致企业管理效率低下。国学经典《道德经》中的“正善治”思想,为现代企业伦理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本文结合老子“身国共治”的方法论,提出在新时代从管治转向善治的背景下,可以从“领导自治”和“组织善治”两条进路构建科学可行的企业伦理决策体系,从而提升企业决策水平。
为深耕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创新纪检监察人才培养路径,赋能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高质量发展,6月20日,“全国纪检监察学科建设暨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在西安文理学院顺利开幕。本次研讨会云集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湖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全国20余所高校纪检监察领域专家学者、各界同仁齐聚古城西安,共探纪检监察学科建设新路径、共商专业人才培育新举措、共绘纪检监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