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音乐学学科重建与范式转型的关键期。西方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理论的系统引入,既为传统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带来了理论适配性的挑战。薛艺兵自1982年攻读中国艺术研究院“民族音乐理论”硕士学位起,深耕中国传统音乐研究40余载,其学术轨迹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进程高度同频。纵观其研究脉络,从早期立足田野的音乐事象实证考察,到中期聚焦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再到近年回归音乐本质的哲学
音乐史学家、教育家周柱铨教授(1928年8月12日生人)是20世纪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培养的第一批音乐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从事音乐学研究与教学多年,在中国古代史、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和音乐教育等方面均有着突出成就。本文以文献分析为基础,结合对周先生口述史的采访,对其学术成果、教育成就进行全面论述。 一、融会贯通的学术研究 周柱铨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古代音乐史及外国音乐史领域均有深耕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9月27日,国家大剧院推出了莫言编剧、郭文景作曲的八场民族歌剧《红高粱》,引起广泛关注。首演后,作者对剧本和音乐作了修改升级,精炼唱词、强化戏剧冲突,增加了序曲和九儿最后的咏叹调(9分钟),使剧情更加集中、主题更加深化,2026年3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第二轮演出(本文着重探讨这一版)。业界普遍认为,该剧地方色彩浓郁、交响叙事震撼,是
——评郭文景交响诗剧《大河》(交响乐版) 大型交响合唱是对“诗言志,歌咏言”最浓墨重彩的抒发,历史中的众多经典作品赋予了该体裁情感与思想表达的厚度。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2—2023年度“时代交响”创作扶持计划,由中国歌剧舞剧院推出、作曲家郭文景创作的交响诗剧《大河》,以当代优秀诗人吉狄马加的同名现代诗歌为参考文本,运用了交响乐、器乐重奏、合唱、独唱、诗朗诵等形式,以独具个性的艺术构思,厚重深敛
纵 观自《白毛女》以来的中国歌剧不难发现,革命历史题材歌剧中,敌我矛盾构成了最基本的戏剧冲突。正面人物居于戏剧叙事中心,是戏剧叙事主体;反面人物则处于次要地位,主要作为反衬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从“角色”的意义上看,如果说正面人物为“革命者”,那么反面人物就是“反动派”。在革命历史题材歌剧中,“革命者”与“反动派”作为两种“角色”(类型),分别具有正面与反面的形象,并拥有各自的音乐修辞。其中,“反动
1927年,刘天华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中写下那句影响深远的誓言:“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①百年之后,第三届“国乐之春”闭幕音乐会“胡琴之夜”于2026年4月25日夜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以“八种胡琴同台、四代演奏家共奏”的方式,由于红梅、唐峰、齐·宝力高、朱昌耀、邓建栋、姜克美等胡琴名家,刘沙执棒中央民族乐团、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
歌分类问题作为中国民歌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与基础性工作,贯穿于该领域发展的始终。其分类理念与方法大致经历了从题材分类(歌谣研究),到体裁分类与色彩区划分(以汉族民歌为核心),再到注重挖掘族群内部的原生性分类(民族志研究)三个主要阶段。当下,随着民间歌唱主体对其歌唱传统的自我表述意识的日益觉醒,学界开始系统反思既有分类体系的局限,逐步认识到不同族群往往拥有自身独特的歌唱认知逻辑与命名系统。内生于族群文化
流行于内亚(欧亚大陆的中心部分)草原的喉音歌唱艺术呼麦,以其一人同时演唱持续低音与泛音旋律的特殊技巧,自20世纪下半叶起便持续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西方学界的早期研究,经历了从声学、生理学视角的科学主义探秘,到以民族志方法深入内亚腹地寻求文化阐释的两个阶段。①然而,2009年和2010年,呼麦先后被中国和蒙古国分别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一事件成为关键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呼
南德宏的傣族民歌资源十分丰富,数十种曲调云长期流传于民间,既包括流布于各地的“喊嘛”(山歌),也有与特定民俗场域、表演形式相结合的“喊伴光”(跟鼓调)、“喊经会”(婚宴歌)、“喊亥赛咩”(哭嫁歌)、“喊贺令”(诵经调)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宏傣族传统民歌开始了由乡野到舞台的建构历程。1960年前后,民歌被德宏傣剧专业创演人员吸纳入戏,转化为戏曲唱腔。1980年后,又诞生了易于传播与实践的“
记得还是2019年仲夏,我在西安音乐学院校园偶遇周展,他正要前往医院探望他父亲——古筝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周延甲教授,彼时周先生刚获得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第八届华乐论坛终身成就奖。不想没隔几日便噩耗传来,先生仙逝,不禁让人扼腕痛惜。陕西筝界泣别自己的领军人物,中国筝界痛失一位杰出的演奏家与教育家。2022年起,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西安音乐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了纪念周延甲先生的系列活动,除杭州、
中国现代器乐教育在百年发展历程中,逐步建立起覆盖专业教育与社会普及的完整教学体系,培养了大批器乐演奏与教学人才。然而,在学科建设层面,中国现代器乐教育长期存在三个难以突破的瓶颈:第一,分器治学格局根深蒂固。诸如钢琴、手风琴、小提琴、二胡、古筝等各类乐器教学各自封闭,形成互不往来的“技法孤岛”。第二,理论建设严重滞后于实践发展。器乐教学长期依赖口传心授的传统模式,教师的个人经验成为教学的主要依据
在中国古代社会,礼乐既是建构王朝政权的制度资源,也是维系社会秩序与规范行为方式的政治话语。礼乐教化则是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礼乐社会亦由此成为王朝国家力图实现的理想社会形态。所谓礼乐社会,是指礼乐制度、礼乐观念与礼乐规范能够通行于社会各阶层,并为社会成员所认识、认同和遵行的社会。换言之,礼乐社会的形成,以天下有礼乐、天下遍设礼乐、民众知礼懂乐为基本前提。因此,构建天下一体化的礼乐教化体系,
一、引论:音乐定义的困境及本文的任务 “音乐”(music)一词看似不证自明,实则不然。当它被用以指称巴赫的赋格、爪哇甘美兰、西藏喇嘛诵经调、约翰·凯奇的《4分33秒》、路易吉·鲁索洛用噪声发声器演奏的《噪声的艺术》(L'Arte dei Rumori)以及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无结构音频》(Structureless Audio)时,它所涵盖的现象在声学形态、社会功能、文化建制、认知机制与哲学本体
工尺谱以“上、尺、工”等汉字作为基本谱字,是一种通过文字承载音乐丰富内涵的乐谱谱式。工尺谱对于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记谱工具,更是中国音乐思维与文化审美的集中体现。 一、从一个现象说起 就记谱方式而言,与西方精确记谱的理念不同,工尺谱被认为是一种“框架谱”或“轮廓谱”,它不追求记录音乐的细节,而是提供基本的旋律框架。翻开一份民间乐种的工尺谱本,所见不过寥寥数行谱字
译者按 本文以施尼特凯、古拜杜丽娜与杰尼索夫三位苏联先锋派作曲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合唱作品为核心,将其与诺诺、贝里奥、利盖蒂、卡盖尔、施托克豪森等战后先锋派作曲家的创作进行比较,揭示双方在文字与音乐对话、音色探索及音响解决方案上的共性与差异。同时探讨了达姆施塔特合唱先锋派典型技法在苏联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本土化适应与演变。 问题的缘起:苏联先锋合唱音乐与战后西欧先锋派的对话 俄罗斯合唱音乐拥有
孙俊彦著《琴调寻径:古琴乐调的理论、运用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评《琴调寻径:古琴乐调的理论、运用与变迁》 《西麓堂琴统》有记:“制曲依调取声,人之通能也,故易;未始有调而立调,非知律不能也,故难。”①此番论述深刻揭示了“琴调”的核心地位,即它是决定音声秩序、关联演奏手法、统摄旋律形态、彰显琴乐风格的根本所在。回顾琴学发展历程,学者针对“立调”的判定与分析标准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这